“全球南方”虽然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是“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通之处——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博弈格局。随着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影响力空前增大，一种非西方的世界潮流也在重塑着全球治理价值观，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未来 “全球南方”国家将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以更加有效务实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行稳致远。

 “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从地理范围看，其涵盖了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以及亚洲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当前，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由于内部问题与矛盾长期累积以及综合实力相对衰落，不仅主观上不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客观上也越来越无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日益走向国际政治的前台，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现出重要战略价值。尽管“全球南方”是一个在内涵和范畴上仍存在分歧的概念，但目前基本的共识是，“全球南方”是一个由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体。在全球治理领域，随着代表性与话语权的提升，“全球南方”日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演变的重要力量。

 一、“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向

 “全球南方”涵盖的成员数量众多，各自的诉求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通之处是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全球南方”日益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发展治理成为全球治理众多领域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广泛关注，“全球南方”的全球治理发展趋向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发展治理诉求更加强烈。近年来，全球发展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挑战，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给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使全球减贫进程遭受了数十年来最大的挫折。尽管疫情后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有所下降，但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庞大。2023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PHI）联合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报告显示，在该指数所覆盖的110个国家的61亿人口当中，有11.17亿人生活在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中，占覆盖总人口的18%以上。其中，7.3亿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占该统计总贫困人口的65.3%；3.87亿贫困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占该统计总贫困人口的34.7%，而低收入国家人口仅占该指数覆盖人口的10%。因此，严重的发展赤字仍是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发展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上升。一方面，“全球南方”将减贫扶贫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国际社会更加积极表达强烈的发展诉求，并使各种全球治理平台都更加关注发展治理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问题存在高度的联动性，发达经济体也不再无视贫困和难民问题的复杂溢出效应，随着很多发达经济体内部发展失衡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日益突出，发展治理成为了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议题。

 其次，全球发展治理动力不断增强。作为全球发展的主体，“全球南方”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直接为全球治理注入了强劲动力。自2000年起，全球经济中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保持双速增长格局，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持续朝着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发展。202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0年—202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5.2%，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值高3.3个百分点；该组织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值还将维持在4.0%左右，较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值高2.3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已超过发达经济体，2023年占全球的份额将达到58.9%，较发达经济体所占份额高17.7个百分点；预计未来五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还将进一步上升到61.5%，较发达经济体所占份额高2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是全球经济增长重要的贡献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并且，“全球南方”将发展置于合作议程的核心位置，聚焦全球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全球发展与合作。得益于整体实力的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更有利于凝聚全球发展治理的共识与合力，形成更加务实有效的行动，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最后，全球发展治理平台不断拓展。近年来，一些国家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盛行，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功能和效率因此遭到削弱，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发展挑战。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不断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并搭建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全球发展治理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机制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由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要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合作倡议。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发展导向，取得丰硕发展成果，为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合作领域和合作伙伴不断拓展，“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拥有更加有力的支撑。二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实现大范围扩员。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为“全球南方”开辟了广阔的发展与合作空间。2023年8月，金砖国家扩员，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六个“全球南方”国家受邀加入这一机制并自2024年1月1日起成为正式成员。与此同时，金砖国家还开创“金砖+”合作模式，为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参与这一机制提供了广阔渠道。三是77国集团更加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协调与合作。在2023年9月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成员国致力于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应对各国在国际领域面临的挑战，为共筑“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格局的改变

 “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全球南方”问题的政治化日益凸显。

 首先，“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博弈格局。一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经济博弈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南方”就拉开了经济崛起的序幕，“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幅削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强化，“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立场不再盲从西方国家，而是敢于在国际社会中表达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主张，展现出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主性。2023年8月，首个由非西方国家主办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发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控制力和对地缘政治事务的影响力均大幅下降。

 二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政治博弈格局。2022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并取得重大成功的例证。这次会议提出专门拨款成立“损失和损害”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恶劣影响。此外，在应对通胀、债务、能源价格上涨和粮食安全等大国政治博弈不可忽视的议题上，“全球南方”也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全球治理组织和机制中发挥了积极影响。2023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上，作为“全球南方”成员密集的地区组织，非洲联盟（非盟）受邀成为二十国集团这一全球治理机制的正式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机制乃至全球治理的政治博弈格局。

 其次，“全球南方”成为大国争取政治支持的重要对象。“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在国际社会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尤其是在遵循一国一票制的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平台，“全球南方”的立场往往对最终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全球南方”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崛起，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自主性不断增强，并拒绝卷入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作为一支不同于以往依靠军事结盟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国际力量，扮演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角色。同时，随着全球治理领域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成为大国争取政治支持的对象。

 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正加大力度争取“全球南方”。2023年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演讲声称，“如果西方被‘全球南方’抛弃，将会沦为少数派”。在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议组织者呼吁西方国家重视和争取“全球南方”。在会议发布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全球南方”出现了55次。作为主要西方国家最高层次的会议，2023年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广岛峰会将加强同“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并邀请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科摩罗（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对话伙伴共同讨论全球问题和重要区域问题。

 另一方面，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主要新兴国家积极争取在“全球南方”中扮演重要角色。2023年1月，印度主持召开“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就国际合作展开讨论交流，展现出印度借“全球南方”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意图。同年3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G20外长会上表示，印度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是为“全球南方”提供发声机会的积极尝试。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努力争取“全球南方”的政治支持，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加快融入南南合作框架。在巴西，卢拉重新上台后即表示，将重振南方共同市场，并以此引领“全球南方”合作。巴西外交部官员也表示，巴西是在拉美地区以及“全球南方”建立新联盟的关键力量。其他新兴国家也积极谋求建立或加入南南合作机制，例如已有20余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最后，“全球南方”被少数国家当作政治工具。近年来，一些西方政客热衷于政治操弄和炒作，赋予“全球南方”地缘政治内涵，并将其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西方大国日益关注“全球南方”诉求，承诺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援助，以换取“全球南方”的政治与外交支持；二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盟友主导“全球南方”事务，以实现对“全球南方”事务的掌控；三是企图将“全球南方”塑造成一个不包含中国的群体，从而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和打压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工具；四是加大对“全球南方”事务的政治干预，将其视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对象与筹码。

 三、“全球南方”对全球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将最终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价值观的塑造上

 作为一支日益增长的国际力量，“全球南方”对全球治理带来的深刻影响将最终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价值观的塑造上。“全球南方”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首先，“全球南方”积极倡导公正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南方”是多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积极践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努力构建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全球南方”更加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长期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平等的核心理念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对保障国际关系正常发展、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弥补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具有重要意义。在安全治理领域，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平等协商、和平解决争议，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在全球治理领域坚持主权平等，才能保障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才能保护“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从而体现全球治理的公正性。

 其次，“全球南方”积极倡导合理的全球治理，推动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全球治理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责平衡。国家的大小、强弱、贫富决定了各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存在的能力差异。大国在国际社会居于强势地位，其利益遍布全球，理应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近年来，“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其中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发挥越来越大作用。同时，“全球南方”主张大国承担全球问题的主要责任，敢于抨击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不作为现象，并积极推动大国对最不发达国家等因外部问题和挑战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二是权责平衡。“权责平衡”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必须在全球治理领域得到坚持和弘扬。从一定意义上说，权责不平衡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的根源。在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绝大多数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都是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他们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而“全球南方”国家长期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位置，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策的内顾倾向加重，在极力逃避应尽的国际责任的同时还要求“全球南方”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导致全球治理领域各国权责不平衡的现象和矛盾更加突出。总之，“全球南方”在国际上推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符合全球治理主体的客观现实，是保障全球治理更加合理的必然选择。

 最后，“全球南方”积极倡导有效的全球治理，推动务实高效的合作行动。有效的务实合作是全球治理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务实合作不是华而不实的鼓励性承诺，而是针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和挑战，提供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形成协同高效的治理行动，并推动取得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倡建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都立足务实合作，并将合作成果惠及各方。作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都以其务实高效的合作得到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可，吸引了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加入。同时，有效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治理行动的动态反馈。全球问题的特点是不确定、不稳定和难预期，很多问题都具有突发性，或者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增加了应对的难度。为此，“全球南方”积极推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密切跟踪全球问题的发展动态和评估各国全球治理行动，及时扫除全球治理的障碍和制定新的应对方案。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