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依托，结合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经验，吸取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其他文明的积极成果而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道德主张，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五方面内涵：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大约对应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个领域。而“一带一路”是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旗帜，积极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发展、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和一大抓手，实践中的侧重点在经济、文化与生态领域，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的“五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并已发展为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特征的“新三通”：即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之间的“心联通”。“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实践表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探索出了一条不同文明发挥各自主体性共谋发展的新模式。这与长期以来美西方主导的单向度、强制性、居高临下式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教授则称之为“新型发展合作模式”。他认为，中国具有海陆联通的特殊地理优势，可以构建亚欧陆海交通网络，这不同于英美构建的以海路连接为主导的交通范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注重共同参与，也不同于传统的开发援助（ODA）范式。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并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世界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东盟不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地区。

 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层面，经济、文化与生态合作已经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增长幅度明显快于与非共建国家。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必亮教授的统计，2022年中国与发达国家或经济体（欧盟、美国、韩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英国）之间的进出口额大约为2.8万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4%，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1万亿。而且，近年来我国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对外投资断崖式下降，但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不断大幅增长。依据商务部研究院前院长霍建国研究员的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额占比已从十年前的24%提升到了31%，而与美欧日的对外贸易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30%。

 生态合作方面，本着绿色发展的原则，中国停止了在海外新建煤电厂，能源合作的重点转向风电、太阳能发电及其储能设施。除此之外，在绿色基建、绿色交通和绿色金融等领域，中国也在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为支持共建国家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挑战，中国还实施了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文化合作与经济合作同等重要，“重经济轻文化”的合作模式难以走稳走远。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在沟通中凝聚共识，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民心基础，也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的文化积淀。

 美西方国家基于种族、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偏见，认为现代化与全球化等于西方化，西方的现在等于发展中国家的明天，西方价值观具有普世性，因此对世界文化多样性持消极甚至排斥态度，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单一文明独存的阶段，过去五百年西方向全世界的扩张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例外。

 随着美西方的相对衰弱与非西方世界的持续发展，世界进入了多文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长周期。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为此纷纷构建具有圈层特征的外交体系，这使得当前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为，美西方越来越排斥全球化，转而热衷于围绕不同功能领域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特别是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主要原因在于，美西方对自己以往的成功形成了路径依赖，并对自己目前的相对衰弱恐慌日增，而忘记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尊重文化多样性是保证全人类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一带一路”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无疑展示了中国对文化包容性和文明多样性的支持。

 本文侧重阐述“一带一路”如何在民心相通方面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包容，并以中国与东盟关系为例分析“民心相通”项目如何行稳致远。

 民心相通的工程、效果与挑战

 十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民心相通上做了不少工程，也产生了积极效果。

 一、政府间合作项目有序推进。中国已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部签订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打造了“一带一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智库合作联盟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活动。2021年中国与31个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二、启动多项中国图书海外翻译、出版重点工程，积极推动中国书籍、中华学术的对外传播与普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丝路书香”工程，还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中国图书中心”等项目。

 三、建立丝绸之路艺术类合作平台。建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美术馆联盟五大联盟。“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是目前中国唯一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专题合作平台。

 四、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民间交流。在教育方面，中国实施了“丝绸之路”奖学金计划。在文化传播方面，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设立了一批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形成了“丝路之旅”“孔子课堂”“鲁班工坊”等多个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品牌。

 虽然“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方面中国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对比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特别是大型合作项目，民心相通方面依然成效不够显著，原因主要是：

 一、民心相通本身特性使然。民心相通领域属于观念和认知层面，而观念和认知的改变通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需要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在成效方面也存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特征，一些民心项目短时间可能看不到成效，在双边合作中容易被轻视乃至忽略。

 二、中国政府在推动民心相通上仍有提升空间。中国对外交流过程中往往以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业为主，对于发挥中国与东道国的非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的积极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相关举措也缺乏政策与制度上强有力的保障。官方背景导致一些项目的推进（如孔子学院）易引起东道国的疑虑和警惕。笔者的观察与交流体会是，做得比较好的孔子学院，多数因为东道国机构与人员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有些甚至是主导作用。这方面着实值得反思。

 当然，这方面已经在改变，典型如越来越多“小而美”项目的推出。第三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实合作成果项目清单”有369项，其中第六类“民生及民心相通类项目”所列出的21项，非常具体，多聚焦于惠民生，典型如万象市皮瓦中学项目、琅勃拉邦省和平中学清洁饮用水项目、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项目、塞内加尔“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等。

 三、国际舆论方面未占优势。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利用其把握国际话语权的优势，片面宣扬“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等话语，影响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以所谓的“债务陷阱”为例，霍建国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债务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占40%以上，来自西方国家的政府贷款占20%-30%。胡必亮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国家所欠中国的债务，都不超其债务总额的20%，而由“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占比更少。

 总之，最近几个月接受笔者关于“一带一路”十周年项目访谈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与国际问题学者），有若干位均提到“债务陷阱”缺乏数据支撑，包括被广为报道的斯里兰卡案例。而笔者几年前在韩国讲座时，针对一位韩国知名大学学者“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提问，从学术角度探问其数据来源以及他自己有无做过案例分析。他承认，信息源是美国媒体，自己尚未进行相应的案例研究。从中可见，“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源自印度、被西方有意放大了的话语构陷。在这方面，积极与国际智库合作研究并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在全球广而告之，占据国际舆论高地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四、国际形势的影响。在一些区域，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大力干涉、打压与拉拢动摇了许多国家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个非洲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因为惧怕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不敢就“一带一路”问题接受笔者的学术访谈。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一些国家忧惧中国在其传统优势领域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在中国与一些共建国家项目的推进中制造种种障碍，这在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中有明显表现。

 观念力量巨大，真相终归是真相。“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随着共建进程的持续推进，合作项目的长期效果将凸显。而中国与共建国家在长期互动中，对彼此的文化特征也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共建国家会逐渐意识到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与许多文明（如非洲黑人文化中的乌班图精神）的基本特征，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美西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文化交往方式。

 中国、东盟的文化基因与民心相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全球、地区、双边与领域四个层次。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构建地区层级的命运共同体，东盟具有代表性意义。原因在于，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东盟与中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将是长期趋势；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诞生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说中；中国与东盟都具有践行包容性发展的丰富经验与文化基因。

 中国本身是多民族聚集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融合，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干且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特色的中华文明，现在又处于文明加速复兴的进程中，为此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外交、全球文明倡议等方式加以落实。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力图通过和平方式，让其他国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并助力其他国家的发展。其他国家也乐意强化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东盟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历史上的崛起国所从来没能做到的。基督教文明向全球扩张的五百年历史，充满了战争、殖民、以邻为壑、消灭异族等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与能力。而明治维新后力行“脱亚入欧”的日本实际上是在效法欧洲经验，其在二战中的失败不可避免。曾经自信满满、要充当“新的罗马”的美国，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信心与能力都受到重创，现在那些不断构筑各种排他性俱乐部的做法，属于相对衰弱国家的典型反应，长此以往美国将演化为“二战后的欧洲”。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巨大，并且是多文明聚集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天主教文明、以及南岛文化（主要是印度尼西亚语族文化）在这里共同生存、发展、融合，东盟成为多文明和平共存 的典范，经济上实现了快速发展，各个成员国对东南亚的区域认同从无到有并逐渐强化。这些方面，都是欧盟这个单一性的基督教文明聚集区所不能比拟的。

 具有多文明包容、共存发展理念与经验的中国与东盟，未来一定可以探索出成熟而有特色的相处与发展模式，特别是民心相通方面的实践方案，以供多文明竞争时代包括基督教文明圈在内的其他文明体借鉴。

 “原神”的启示：去政治化与滴水穿石

 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工程，事关这个世纪工程能否行稳致远，毕竟，“以心相交方成其远”。为此建议采取若干措施。

 一、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新冠疫情前中国每年走出境外的人员就有一亿多人次，是全球最大的游客来源国。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也走出国门谋求发展，中国的NGO和民间组织同样对于海外发展有浓厚的兴趣。不争的事实是，大量的自媒体人与普通中国游客，在海外与当地人深入互动，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拍下或者写下的生活实录，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公众号等，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普通中国民众了解、熟悉众多国家的生动“教材”。中国政府显然可以制定鼓励政策，不但鼓励普通的中国人走出去，也可以支持共建国家的普通人“走进来”。在这种广泛、频密的交往中形成的民心相通，更为真实可靠，让共建国家人民成为“民心相通”的设计者、实践者与共享者。

 二、去政治化。目前很多“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属于政府行为或者政府色彩比较浓烈，如孔子学院和丝绸之路艺术类平台。其功能主要是展示中国文化、解释中国道路，不容易引发东道国民众的内心共鸣。更好的办法是，将民心相通更多交给民间与社会，政府主要在幕后给予引导与支持。

 典型如上海米哈游公司的开放世界角色扮演游戏“原神”，开发者是一些刚刚离开校园不久的大学生（创始人是三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系毕业生）。短短几年时间内，“原神”就在全球不同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日本、美国、欧洲、南亚等地区。该游戏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游戏项目之一。这个游戏的两大亮点是：其一是首开全平台互通先河，涵盖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游戏机等多种机型，并且打通了最为常见的几大操作系统（微软、苹果、安卓）。其二（也更重要）则是其高质量的制作水准（聘用各国顶级专业人才与艺术团体）、对所涉及的不同文明中基本元素的深入挖掘、对各国典型建筑的再现，以及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参与感和成就感。通过各国普通网民之间的频繁互动，无形中展现了文化包容和文明互鉴，在“心相通”方面显现出广泛而出其不意的效果。

 三、“滴水穿石”心态。由于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民心相通很难一蹴而就，可以推动中国社会在一些民间项目投入长期功夫。再以《原神》为例，游戏计划开发的七个“国家”，但眼下只有以下几个对玩家开放：蒙德、璃月、稻妻、须弥和枫丹，它们大致上分别对应神圣罗马帝国地区，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与埃及综合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法国，未来将开放的另外两个国家中，纳塔大致上对应西班牙-拉丁美洲综合体，而至冬则对应北欧、东欧与俄罗斯帝国。

 目前，参与游戏制作的主要是欧美日等国的专业人士及其乐团等机构。未来，中国政府不妨鼓励米哈游公司吸引共建国家的人士与机构参与“原神”游戏的设计与制作，在这一过程中为这些国家培养相应的人才，进而逐步发展到支持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出本地版的“原神”。这方面，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在过去几年大规模出海的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本地化经验，可供参照。

 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依据这个地区建国历史较短、多元文化共存、区域归属感逐步形成、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大等独特性，培养这一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游戏开发人才，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人员等多领域互动的频密性，有望在不远的未来开发出东南亚版本的“原神”。也就是说，通过网络空间的全球性、交互性、实时性，运用网络游戏所具有的低政治、易传播等特性，大幅度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民心相通，前景可期。

 （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博导；苗蓓蕾，重庆社科院马研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