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化使得巴以冲突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象，原本向着以方“一边倒”的国会为之一变，也让拜登的外交经验显得陈旧过时。  　　

　　新一轮巴以冲突随着停火而暂时告一段落。这场让200多名巴勒斯坦人和1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的冲突，也让拜登政府的“稳健”中东政策陷入了意料之外的尴尬。

　　一、“请相信总统”

　　本来，白宫正在针对前任“拨乱反正”、稳步前进。其中一条腿是继续撤出战略资源，另一条腿则是增强所谓“道德性”，最好是要“一箭双雕”。例如从也门内战中抽身就可谓极好，一方面可以缓和与伊朗阵营的关系、减少各种战略投入，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对沙特施压，以示本届政府是在认真地翻“卡舒吉事件”的旧账，是要惩罚利雅得的“不良人权纪录”。至于这几年日益“边缘化”的巴以问题，估计拜登团队认为很容易做到两条腿走路：第一，调停巴以问题是不可能认真的，毕竟之前那么多届政府都翻了车，没人会因此责怪拜登和布林肯不肯投入外交资源、解决不了问题；第二，有对以色列偏袒得过分的特朗普做衬托，要想提高“道德性”也是轻而易举，例如恢复和巴勒斯坦的外交关系、重开驻巴总领事馆等。

　　总之，方针就是少花钱、办小事。白宫里也四处流传着一句话：“在这里我们不图拿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5月10日起“突然”爆发和迅速升级的巴以局势一下子打乱了拜登政府的“双赢”政策。

　　面对各方逼其表态，拜登政府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安全牌”——优先维护美以同盟。在公开表态中，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美国则坚决反对就巴以冲突发表决议。这些动作都实质性地支持了以色列争议性极强的军事行动，让其可以“放手去干”。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不愿意像特朗普那样赤裸裸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不论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格林菲尔德还是拜登本人，都反复辩称，美国的举动并非是认同以色列的做法，而是认为公开向以色列施压“无助于停火”。白宫更是反复放出风声，拜登在私下里对内塔尼亚胡的告诫要比大家看到的强硬得多，呼吁大家要相信总统本人的外交经验。

　　总之，拜登政府想要传递的态度也很简单：我们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也很不满意其过分做法，只不过是在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让冲突降级。

　　二、自己人“叛变”

　　对于白宫的上述努力，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并不买账，领头的还恰恰是“自己人”，即在国内坚决支持“拜式新政”的一些民主党人。冲突升级以来，他们对以色列发起了各种批评。

　　政治明星、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谴责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和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打起了嘴仗。在年初的参议员选举中，赢下佐治亚州、让其由红转蓝的乔恩·奥索夫领衔28名参议员同僚，发布了呼吁停火的公开信。就连和拜登一样、长期以来是以色列铁杆支持者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米克斯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也“叛变”了，一个要求后延向以色列交付军售，一个声明对色列的空袭“深感困扰”，要求双方“遵守战争法和战争准则”。密歇根州的巴勒斯坦裔民主党众议员、也是首位穆斯林女性众议员的拉希达·特莱布趁拜登于5月18日访问底特律之机，质问为何容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

　　到头来，和拜登站在一起的，更多是他讨好不了也无法依靠的共和党人，这想必也让白宫有些进退失据。好在，巴以双方到底还是实现了停火，没有让拜登的尴尬继续加深。

　　三、冲突映射美国

　　原本的“安全牌”反而让白宫陷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境地，缘何如此？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此次的巴以冲突不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还是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斗争。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公民大规模走上街头，抗议长期以来的“二等公民”待遇，挑战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犹太教右翼变本加厉的压迫性内外政策。

　　显然，这种叙事变化引发了美国民主党内进步派的强烈共鸣。在一些人看来，犹太极端运动就是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以色列警察对巴勒斯坦人的蛮横执法正映射着美国警察对少数族裔的草菅人命。可以说，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化使得巴以冲突产生了新的政治意象，原本向着以方“一边倒”的国会为之一变，也让拜登的外交经验显得陈旧过时。

　　当然，民主党人也不会苛责拜登的对以政策，毕竟在民主共和两党日益水火不容的当下，在外交政策上“维稳优先”、防止选票流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假如未来巴以问题和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拜登政府可能将不得不出于政治动员的目的而调整对以外交姿态。这或许就是新时代的政治全球化。 

　　（本文来源于“深海区”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25日。作者：肖河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文博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研究助理、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