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英国和美国作为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国际公共品供给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因其未能广泛代表各国的共同意志和平等利益，终究不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随着世界经济及其贡献者的多极化，不仅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格局不再是不可或缺，而且全球共治新模式的形成不可避免。因而，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关于公共品供给真空或治理主导权交接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必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寻求霸主国家地位及其蕴涵的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主导地位。从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出发，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其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责任和能力提出关于全球减贫的中国方案，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破解被称作伊斯特利悲剧的反贫困难题贡献智慧和努力。

 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

 1 引 言

 作为著名的国际发展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并没有设下与发展有关的陷阱，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也没有制造任何发展悲剧。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由美国智库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Nye)重提的一个概念，指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这样一种局面。

 金德尔伯格最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世纪30年代“灾难的十年”。罗伯特·吉尔平(Ｒobert Gilpin)也赞成这个论断，但是更强调从政治角度或霸主国家利益角度认识问题。奈针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修昔底德陷阱”焦虑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来说明，同样需要担忧的是一个无力或不愿意提供充分全球公共品的新兴大国中国。

 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包括奈本人在内的西方智库学者，说出来的和未予言明的观点有两个。其一是希望把崛起的中国排斥在作为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选项之外。无论是从偏见出发还是从立场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或者将改变现存的游戏规则，把全球治理引向与原霸主国家利益不相符合的方向。一般来说，国际政治学者更倾向于持有这样的观点。其二是担心中国在全球公共品供给问题上成为一个纯粹的免费搭车者。他们认为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模式的获益者，担当的责任(无论是以货币衡量还是以其他方面的利益牺牲衡量)与获益程度却极不对称，造成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局面。一般来说，经济学者易于成为这种观点的持有者。

 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提示要创新处理大国关系一样，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具有参考价值。然而，这个概念除去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解释与众说纷纭的经济学假说不尽一致之外，尚有似是而非、语焉不详、充满传统偏见的缺陷。

 首先，如何界定全球公共品。国家在一国之内提供的公共品，显然与没有全球政府条件下的全球公共品不能相提并论。无论是被称为霸权国家还是被称为“稳定者”，既然只能是唯一的，并且是利益驱动的，终究不能反映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及其诉求，公共品从何谈起。

 其次，历史上是否有过单一国家有效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实证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而不能从先入之见出发，主观武断地把这个充其量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世界或者归功为公共品到位，或者归咎为公共品缺失。

最后，当代世界的问题究竟何在，什么样的公共品是真正需要的以及如何提供。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的情况下，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日显捉襟见肘，意味着公共品的供给脱离了需求，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改革，已经成为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1)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3)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经济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即增长问题和治理问题，分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最后这个问题即发展或贫困问题，则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古老的问题，拥有长期的历史，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帮助我们认识既往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所在以及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变革。而且，第三个问题因涉及发展的目的这一根本理念问题，也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

由此，我们先提出一个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替代概念——“伊斯特利悲剧”。伊斯特利在其著作中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无疑都被认为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然而，由此导致的发展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涓流效应，做大的蛋糕如何在国家间和一国内均等分享，总体而言，在国际和国家层面都远远没有破题。

正是由于伊斯特利这个传统全球治理机构的反叛者，敢于像小孩子一样指出国王其实没有穿衣服，所以我们把全球公共品供给传统模式下世界性贫困普遍而顽固的存在，作为比金德尔伯格陷阱更具有针对性的全球治理议题，并称之为伊斯特利悲剧。中国领导人在演讲中引用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楠(Henry Dunant)的一句话:“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而是饥饿、贫穷、无知、迷信和偏见。”可见，穷人的贫困与治理模式的贫困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后者表现为“无知、迷信和偏见”。因此，从“陷阱”命题转向“悲剧”命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答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认识传统全球治理模式特别是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缺陷，从而找准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原因和有效解决的出路。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了一个同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成功经验。1978—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7%的实际增长率，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从整个期间平均来看，与劳动生产率(以劳均GDP衡量,其间提高了16．7倍)总体上实现了同步。从全球视野观察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历程，把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提升为理论层面的中国智慧，揭示中国方案的全球意义，可以作为对于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伊斯特利悲剧的正面回答。本文拟在这个目标下做一次初步并且可能是粗浅的尝试。

 2 何种全球公共品?

 关于全球公共品的需求以及单一霸权国家作为提供者这个话题，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第一是全球化的形成。虽然全球化出现的时间可以无限追溯，但是，一般认为至少是在15世纪到17世纪，以欧洲人的船队普遍出现在世界海域为特征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全球化才成为现象级的事物。第二是工业革命的发生。自古以来，许多民族都有过扩张甚至开辟殖民地的行为，只有在生产力取得实质提高的时代，普遍性的海外探险、开发以及拓展殖民统治才具有了全球性质。第三是某一单个国家能够在诸如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方面以及文化影响和话语权等软实力方面，具有唯一或统治性的世界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又是与具有霸主国家地位彼此促进和相互强化的。

 所以，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地域规模显然都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是否成为霸主国家或者丧失该地位的唯一标准。如直到1820年，中国GDP总量仍占世界的1/3，清帝国疆域也处于历史上最广阔的时期。但是，从生产力发展、人均收入以及开放水平衡量，中国显然离霸主国家地位相距甚远，而且自那之后愈行愈远。此外，奥斯曼帝国在地理上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块大陆，军事上具有挑战西欧国家的实力，文化上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皆具影响力。但是，从其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看，1820年土耳其的GDP不到世界的1%，人均GDP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不具备充当霸主的资格，甚至算得上是世界经济中的落伍者。

 从作为工业革命的故乡、在世界上进行殖民统治的范围、GDP总量和人均水平等条件(图1)，特别是结合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综合来看，英国至少在19世纪中期以后就具有了唯一的世界霸主地位。虽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于1870年之后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图1—a)，但是，如果人均GDP可以粗略地表示国家富裕程度、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水平的话，将其考虑在内并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事后判断，美国具备能力取代英国成为唯一霸主国家的时间应该迟至20世纪初(图1—b)。与此同时，英国的霸主地位却仍然保持到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金德尔伯格把全球公共品主要界定在以下方面，即维护和平、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形成国际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和机制。他仅仅在后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如为了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他列举了公海航行自由、清晰界定产权、国际货币和固定汇率等公共品需求。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他综述了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讨论，如在超国家层面形成类似于交通规则一样的制度体系，包括具有充分共识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等。

 对于维护和平这种全球公共品，他并没有展开。金德尔伯格作为经济学家，无论是为了突出主题还是有意扬长避短，强调一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或许都情有可原。然而，对于诸如国际范围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只字未提，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遗漏。很显然，金德尔伯格的视角受到了冷战时代的局限，并且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这提示我们，应该真正基于包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全球视角，认识所谓的全球公共品供给问题。由此出发，后文将按照金德尔伯格的关注程度，即略微提及的(和平问题)和充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分别对国际公共品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简略地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分析英国和美国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世界性公共品，是以何种方式提供的，对全球治理产生了怎样的效果。至于被金德尔伯格完全忽略的贫困问题，本文将在下一节专门进行讨论。

 如果不是仅仅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通过殖民统治还是充当世界宪兵，英美的霸权地位并未使其真正履行和平守护者的职能。自从欧洲反法联军在滑铁卢大败法国，拿破仑被终身流放圣赫勒拿岛之后，英国以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不断扩张的殖民地以及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逐渐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

 但是，如果说英国的牵头作用和震慑力量真的有利于和平，充其量可以说，与此前相比，欧洲内部的战争和冲突减少了。与此同时，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发动了更多的以企图统治亚洲、美洲和非洲为目的的战争。根据学者归纳，在1789—1917年爆发的较大规模战争中，有大约2/3发生在欧洲之外，其中包括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这方面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英国于1840年和1856年在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1857年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战争。

 关于欧洲的战争或者从欧洲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历史学家可以并且事实上的确做出过多种反向事实假设(counter factuals)，无论从这类分析得出的替代性后果如何，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提供维护和平的公共品的方式，都足以拒绝战争可以从根本上被避免的假设。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恰是在列强之间外争亚非殖民地，内夺欧洲小国领土，以秘密协定和盟约进行外交斡旋不奏效的情况下爆发的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奉行的绥靖政策，固然与其一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江河日下不无相关，但更是视共产主义为头号威胁、抑制苏联崛起的强烈意图下的必然选择。所以说，无论是就国际政治学者所期待的维护和平的全球公共品实质和提供方式而言，还是就此类公共品潜在的提供者实际扮演的助纣为虐角色而言，都不能证明存在着金德尔伯格陷阱。

战后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的确受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的主导，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战争抑或和平，虽然经常借联合国的名义，但只是体现美国及其盟友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总体而言，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全球公共品，是以长期冷战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而事实上，美国发起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从动机上激发了华沙公约组织的成立。背后支撑这一格局的必然是军备竞争、核武器开发和外空竞赛，同时也表现为各种局部战争频仍，终究是生灵涂炭。

 冷战时期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两场实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分别耗时3年和近20年。由于着眼于其在两大阵营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性质，不仅美国未予制止，反而成为主要的交战方，甚至还怂恿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违背宪法向海外派兵。这两场战争在人的生命、经济民生、国际关系等方面付出巨大代价，何谈全球公共品。至于无论是以石油为动机还是以反恐为名，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均可定义为负公共品(public bads)。正如伊斯特利所说:“新军事干涉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干涉大致相同。新帝国主义者与旧时代殖民者的幻想也别无二致。”

 例如，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自2001年到2017年已经持续16个年头，既打不赢也剪不断。其间经历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战争结束到暂缓撤军，及至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任职前的激烈批评,到任职后决定的深度介入和重新部署，既说明了传统霸权观念不可能自动消失，也证明其不可能达到任何维护和平的效果。好莱坞影片《战争机器》中的一段画外音，形象地揭示了美国面临的这个矛盾境地:“啊，美国!你是召之即来的主心骨，你是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善意的使者……当你在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时，你该怎么做?当然，你撤掉那个打不赢的家伙，让另一个家伙重装上阵。在2009年，那场战争就是阿富汗，而那另一个家伙名叫格林。”

 这种服务于霸主国家防务利益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同样决定了英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公共品的供给及方式.的确，在扩大海外贸易和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英国)和以跨国公司的方式实施经济扩张(美国)的过程中，英美两国不遗余力地主导建立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全球治理机制，如英国推动建立了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美国主导建立和运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行使了美元霸权。这些机制在促进两霸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作用。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支持金德尔伯格陷阱假说。

 首先，以往的单一霸主国家主导全球公共品供给的模式，未能有效维护世界经济及各国经济的稳定。例如，反复发生的国家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究竟根源何在，如何治理甚至根除，迄今并未有公认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更谈不上存在任何关于单一国家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可以予以防范的共识。根据经济学家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的总结，自1557年哈布斯堡王朝几个国家发生第一次危机以来，到2001年共有可称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约445次。从发生的时间分布看(如图2)，自1716年约翰·劳(John Law)借助奥尔良公爵把纸币概念在法国付诸实践后，经济危机即成为常态，发生频率越来越密集，而并不存在与霸主国家在全球提供多少公共品或怎样提供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图2中未显示的2007年至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恰恰滥觞于全球公共品供给者:无论是从直接起源(次贷危机)来看，还是就其更深层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来说，美国皆难辞其咎。

 其次，堪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公共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其战略理念和运转模式来说，本身就是许多国家决策者和学者所诟病的对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把这些机构称作“全球化机构”，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一方面，它们没有给所有国家和所有人带来所承诺的利益，如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推动苏联模式国家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实施的公共品供给，本质上是使用各国纳税人的钱，由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单一霸主国家的主导下进行决策，输出的是未必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政策。这一批评观点曾几何时还被看作颇为离经叛道,而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再次，如果说经济史上确曾有过霸主国家(就其经济体量和影响力而言)在全球治理话语权上一国独大的时期，如今这已不再是事实。换句话说，单一国家以一己之力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例如，无论霸主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主导作用多么大以及在很长时间里有多么强势，目前，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本身的治理方式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各类联合国组织，皆在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逐渐加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摆脱美国政府的干预和干扰。甚至以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大会事件为标志，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影响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此外，彼此之间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机构和机制大量形成，作用不断扩大，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二十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区域性开发银行以及无数区域性协定和机制，都在提供全球公共品，自然也极大地分散了单一国家的权力。

 最后，客观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今后也很难再现。我们来看世界经济总量的国家构成是如何变化的。世界银行主要根据总和生育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情况，把各国分别归入不同的组别。根据各自可供利用的人口红利潜力,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地预期各组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图3展示了美国、中国、不包括美国的后人口红利国家、不包括中国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和(主要是处在前人口红利阶段的)其他国家的GDP规模及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和变化趋势。从中可见，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虽然高居榜首，且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但是，自1960年以来处于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7.5%降到了2016年的21.8%。而且，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将逐渐下降。未来世界经济总量构成将越来越多极化。

 3 世界国家的贫困与治理模式的贫困

 虽然战争、冲突、恐怖主义、经济不稳定与不发达及贫困问题互为因果，但是，越来越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一般列举的全球公共品的主要领域中,贫困问题具有比和平和宏观经济更为深层的性质。有些学者尝试把恐怖活动的发生情景与诸如人均收入、增长表现、人口特征、不均等状况、全球化参与程度、经济自由化程度、社会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拒绝了经济不发达(或贫困)状况导致恐怖活动的假说。

 其实，恐怖主义活动和冲突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历史深度和宏观广度的大命题，而不是可以在微观分析的层面，通过回归一些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就能做出定论的。就连深陷这种困境之中的前美国总统们也不得不承认:“极度贫穷的社会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最理想的温床。”即便不是从作为直接诱因而是提供“温床”的角度，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治理全球贫困是比维护和平和国际宏观经济治理更紧迫和更根本的全球公共品。

 需要开宗明义的是，在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确切地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包括英国和欧洲在内的整个世界皆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无论何时何地，贫困无所不在。而正是工业革命，使英国和欧洲大陆以及随后的新大陆等地区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出现了著名的“大分流”，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新的贫困恶性循环。

 所以，至今杜之不绝的亚非拉地区的持续贫困，当年正是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在世界范围扩充殖民地的历史源自同一家铸币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换句话说，当年英国对殖民地国家乃至其他贫困国家负有责任，其援助出发点和实施手段也必然与其殖民统治相容相兼，因为对统治者来说，受援助的对象“半是魔鬼，半是孩童”。

 如果说英国为主导的全球公共品供给，就其模式和减贫效果来说乏善可陈的话，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主导的、很长时间里是在冷战格局下实施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确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更高的优先序。然而，无论是作为冷战思想指南的杜鲁门主义，还是与之异曲同工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ＲobertS．McNamara)“铸剑为犁”之举———从国防部部长转任世界银行行长，终究不能在减少贫困上面真正有所作为。伊斯特利认为，之所以产生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的失败悲剧，是由于西方采取的具有悠久传统的错误援助方法。下文中，我们列举若干普遍观察到的这类方法及其错误。

 第一，不顾援助对象的现实国情，一厢情愿地推行由陌生人——西方专家们炮制出来的减贫计划。这里之所以强调国情这个概念，并非只是质疑这种援助是否为特定国家所真正需要，更是旨在指出，这些国家的现实决定了这样的大计划很少能够真正落地，援助者把穷人需要的东西真正送到其手中的意图常常落空。然而，这种做法至今仍然大行其道。例如，伊斯特利批评的对象，就包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联合国千年项目等国际反贫困项目的负责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后者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仍然沿用并扩展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贫困陷阱”(亦称“贫困的恶性循环”)假说，试图为穷国制订实施一个无所不包的一揽子大计划，而不顾这种全方位计划是否符合特定受援国家的具体国情。

 这种被伊斯特利称为大推动的计划，不禁让人联想到萨克斯曾经在拉丁美洲、俄罗斯和中东欧等地区推行过的“大爆炸”式的改革方案，亦称“休克疗法”。受身为儿科医生的妻子的启发，萨克斯比较喜欢借用医学的术语甚至方法论，去解决经济转轨和贫困问题。例如，他在领导反贫困项目中创造了所谓“临床经济学(Clinical Eco-nomics)”，并依此开出了治愈全球贫困顽疾的处方。然而，消除贫困终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救死扶伤，不能过分依靠甚至经验证明主要不能依靠“医生”。况且，即便我们一定要借助医学道理来说明贫困问题，疗效最终也要取决于病人自身机体做出反应和进行调适。事实是，萨克斯信誓旦旦宣称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消除极端贫困”预言以及他主持的最引人瞩目也是最烧钱的非洲示范项目，皆未被证明卓有成效，反而引起极为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第二，或许是在认识到援助不能代替受援国进入发展轨道的努力,而特别是在看到了穷国存在着与援助者期望不相符的体制机制障碍的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转而推行所谓的结构性改革。典型的做法是对于受援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贷款附加条件，要求借贷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的一揽子政策，即结构性调整项目。于是，扶贫的目标及其项目实施便与引导受援国家经济走上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合二为一。这种做法在几十年实践中广受诟病。事实表明，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

 第三，与实施大规模援助还是强加于人的结构性调整这个旷日持久的循环往复一样，对于援助项目究竟是应该由援助者控制，还是由本国政府或精英控制这样的问题,实践中也是纠缠不休，认识上反反复复。而无论是援助国、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慈善组织，似乎都忘记了可持续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而发展的主体是包括工人、农民和企业家在内的本国人民。后者摆脱贫困、走上发展轨道的热切希望、强烈动机和创造精神在援助计划和项目中被严重忽略。从根本上说，吉卜林式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依然在支配着此类行动。

 把贫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时，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像萨克斯一样，归纳若干具有共识的关于贫困的诱因，如各种制度弊端抑制经营自主权和劳动积极性，妨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与配置，又如不利的资源和生态条件或地理位置以及孱弱的政府治理能力等;另一方面，正如托尔斯泰(LeoTolstoy)所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区域、社区、家庭和个人来说，贫困永远是具体的和个案的，由独特的诸种因素或其组合所造成。因此，不能期望在万里之外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成就出来的专家、项目官员和慈善活动者能够识别、理解从而解决特殊问题。越俎代庖谈不上是公共品，指手画脚则容易成为霸权行径。

 真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是千千万万实际处于贫困中的本国人民。任何发展战略或援助项目，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凭借他们的参与，才可能转化为行动并预期成功。外来者充其量可以针对特定需求提供可替代的、却绝非强加于人的选项作为参考，最终效果必须通过立足本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发展绩效予以检验。总而言之，在旨在消除全球贫困的国际行动中，始终沿袭的传统理念和方案，是坚信用一把(在发达国家打造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贫穷国家的)千万把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错误，导致伊斯特利悲剧持续上演。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高达83.6%。以2011年不变国际美元计算，全世界每人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的人口几乎全部生活在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0.67%。虽然全球贫困发生率在1981年的41.91%基础上已经显著改善，但是，在占全世界人口8.4%、绝对人数超过6亿的低收入国家，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46.17%。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指出的，对全球很多家庭而言，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4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方案

 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的统计，早在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购买力平价的统计方法有待商榷,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2016年，中国GDP总量为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美国经济总量为18.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4.6%。由于美国总体上处于稳态增长状况，可以假设其未来增长率在2%到3%之间。而中国处在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潜在增长能力将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中。根据两种假设来预测GDP的潜在增长率，预计中国经济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23%。从人均GDP来看，虽然预期在2022年前后跨越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划分门槛，但是,中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至少也要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的水平尚难以确定时间表。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稳居全球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2015年的14.8%，人均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率从10.4%提高到74.9%。中国绝非国际政治学中讨论的那种单一霸主国家，今后也不准备谋求这个地位。然而，中国愿意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做出更大的贡献。早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向来访的日本客人解释小康社会时就指出:有了这个(经济)总量,就可以做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也可以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在编入《邓选》第二卷时，这句话被正式表述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

 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他同时也指出,中国要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在帮助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以及为世界应对各种人类挑战的努力中，中国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而是立足于找准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开放战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

 在过去的近40年里，中国在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等众多领域推进改革，逐渐拆除了计划经济时期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更有效率的配置。这就意味着，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有要素投入的驱动，也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一些海外学者之所以屡试屡败却坚持唱衰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支撑的。笔者的估算显示，在1978年至2015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16.7倍中，55.1%来自三个产业的贡献，44.9%来自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就业更加充分和劳动力的更有效配置。在城乡就业总规模从1978年4.02亿增加到2015年7.75亿的同一时期，农业劳动力比重从69.6%下降到18.3%。而就业的扩大意味着广大城乡居民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并均等地分享了取得的成果。

 中国故事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区性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进程具有区域上的梯度性，一定时期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有所差别。解决的方式是把早期在经济特区，随后在更广泛的沿海地区形成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创造性地复制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即在把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到中西部地区的同时，针对这些省份人力资本欠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制约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开发战略，随后又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落实在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上。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迄今取得明显效果，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投资和发展环境显著改善，良好地调动了这些地区劳动者、创业者和企业家参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持续短缺，并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迅速上涨。第二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表现为增速早已逐渐放缓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最终于2010年达到峰值，人口因素相应地全面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转折点效应率先表现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既往的速度。如果完全以国外发展经验为依据，即遵循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将导致产业大规模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

 然而，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显现，并且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特点，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体之间的雁阵模式变成了中国的国内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省份的工业投资领先增长，促进了这些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

 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这不仅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显著提高，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加大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年份延缓了数年。从2016年分省GDP增长率看，西部有半数省份增长速度在全国中位数及以上，对中国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与分享的成功故事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和试验区先行先试，继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条件重演沿海地区发展奇迹的有益经验，可以通过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方面最具有引领意义的战略框架和行动纲领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从更大的历史深度上，这个符号隐含了对于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否定，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从更广的历史视野上，这个符号也蕴含着如何打破以传统霸主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内容及模式，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

 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用24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形容古老的丝绸之路，如既表现为变革之路、和谐之路、重生之路、黄金之路，又出现过奴隶之路、帝国之路、冷战之路、霸权之路等。“一带一路”则完全着眼于发展与沿线国家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既体现了全球化的内涵，同时着眼于内外联动，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实现雁阵式产业转移模式的国内版与国际版相衔接。由于沿线国家和相关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这一举措也是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固然，每个国家最终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终究需要立足于国情，依靠内在的决心和努力，消除现存发展动力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各种障碍。如果说外部人能够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否称其为全球公共品)，那么无疑就是提供有益的知识，包括曾经在其他环境下取得过成功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必要帮助以及容易入手和见效的市场投资机会。“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同各国自身需要和努力并行不悖的共建共享倡议。

 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改善产业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麦肯锡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投资不足的趋势，2016—2030年期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可达11%，其中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如果考虑到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即意味着更多考虑贫穷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到2030年累计投资缺口可达1/3。在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存在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问题，长期制约投资效率和产业发展，也使许多国家不能充分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中国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合作，可以像西部开发战略所显示的那样，预期大幅度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促进产业转移，帮助相关国家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南亚、非洲诸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低，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增长，因而拥有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潜在的人口红利收获期。例如，根据人口特征指标判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最近仍在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和地区有62个，而未来将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和地区有37个，两者合计占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总数(192个)的51%。只要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在中国等国家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便可以转移到那里，通过推动工业化和扩大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实现更加包容的经济发展，同时，使这些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最后，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交流推动民心相通，既为经济合作夯实社会根基，又有助于相关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可持续。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扶贫战略的经验表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及相关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以及科技、文化、教育和卫生交流、智库交流等诸多社会和人文方面的合作，提高当地的治理能力，改善人力资本禀赋，使这些国家能够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把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带来的增长契机转化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能力。

 5 结 语

 每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都是自身艰辛探索的结果，无不由失败与成功共同构成，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处于失败多于成功或成功大于失败的状况。因此，传统意义上体现英国殖民主义理念或者美国例外论(实际上，无论是孤立主义态度还是霸权主义行径皆出于此)的单一霸主现象，撇开其并未为提高全球人类福祉履行好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不说，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终究是短暂的现象。

 而且，当今的世界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一国独霸或少数独尊的公共品供给者。垄断国际事务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垄断国际事务的行动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相反，全球公共品供给，是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和远近的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而每一个具体的国家从特定公共品上获益或多或少，又在诸如经济能力、文化影响、国际网络等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承担责任可以有所差别或有所分工。

诸多来自西方的当事人对传统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模式和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如越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对美国错误发动越战的忏悔，长期执掌美联储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过分相信自由市场功能和金融机构自律的反省，作为“内部人”的斯蒂格利茨对布雷顿森林机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批判以及伊斯特利以世界银行反叛者身份对于全球反贫困方式的质疑。

但是，西方学术界、舆论界和决策圈显然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理念，即单一或少数霸主国家履行全球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这就是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命题的背景和含义所在。世界秩序终究要在乱与治的对立统一中实现和谐，全球事务从一国独霸到全球共治的转型也必然经历破与立的长期摩擦。

 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放下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着眼于共同破解伊斯特利悲剧。1981—2013年，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1.9国际美元(2011年不变价)的人口，从18.93亿减少为7.66亿，同期中国从8.78亿减少为2517万，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75.7%。对于全球贫困做出这一中国贡献，一方面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同时也在于中国实施了针对区域贫困的扶贫战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推动者，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面对全球贫困这一长期攻而不克的难题，中国最有资格也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以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