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共同催化作用下，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某些欧美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呈不断下降趋势。有分析认为，西方世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一、三大类别

　　大致而言，当前欧美国家频发的政治失信危机可分为三类。

　　一是功能信任危机。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最早提出“合法性危机”概念：当政府机构或组织不具备维持或建立有效实现其最终目标的结构性管理能力时，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据此，合法性危机的首要维度是政府在面临巨大社会危机时的功能失调，以及由此引发的功能信任危机。

　　与疫情在中国趋于平稳相比，欧美等不少国家依然饱受折磨。从疫情暴发初期对他国经验忽视、轻视、歧视甚至蔑视以至浪费“备战时间”，到强调个人自由而无法做到有效封城或隔离，均凸显欧美很多国家在处理与应对社会重大危机时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可以说，疫情在西方世界长期肆虐，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疫情持续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部分民众的质疑与不满，甚至导致一些国家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例如，自2020年秋季第二轮疫情暴发后，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民调支持率不断下降，目前已被在野党绿党超越，并可能在秋季的选举中失去执政党地位。

　　二是制度信任危机。

　　自由与公平选举一直以来被视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它被认为能够确保政府权威源于人民意志。但反过来，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不信任则可能会破坏政府合法性并导致“民主赤字”，这种情况在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表现极为突出。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均倍受质疑。与4年前相比，美国民众认为此次选举是“合法且准确”的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认为选举是“非法投票或操纵选举的结果”的比例却上升了12个百分点。彼时，由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东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组成的大学联盟在一项样本超过2.4万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38%的美国人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主要集中在邮寄选票欺诈、投票计数不正确或有偏见以及非公民的非法选票等多个方面。

　　美国民众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在2021年年初爆发的示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被推向高潮，这也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对民主制度严重攻击的罕见标志性事件。

　　三是价值信任危机。

　　对政府功能与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其本质是对西方自由、人权、民主等传统价值体系的信任危机。在全球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效应共同作用下，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深度交织，对西方价值体系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为赢得连任，时任总统特朗普纵容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持续泛滥，致使美国陷入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之间升级版的冲突中。疫情期间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全国性运动，就是进一步加剧这种社会分裂的典型案例。社会撕裂加上疫情泛滥，给“仇视亚裔”等社会性歧视与暴力行为推波助澜，严重威胁到美国引以为傲的“多元性、开放性与包容性”价值理念。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欧洲多国政府抗疫不力，也使民众饱受煎熬。疫情暴发初期，欧盟多国的医疗物资争夺，严重破坏了欧盟内部的团结与协调。随着疫情不断蔓延，排外观念与种族歧视发酵传播，欧洲民粹主义势力进一步抬头，并对各国政治走向产生影响，使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与价值信念都受到质疑与冲击。

　　二、两大成因

　　导致西方政治失信危机的因素，从根本上讲有两个：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扭曲，二是西方政治衰败导致的政府低能低效。

　　西方世界曾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体系，正处于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这种合法性危机源于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平衡的经济与金融全球化中逐渐丧失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有效控制与管理，即政府失去了对市场力量进行政治监管、成功应对经济危机以及保护公民免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换言之，福利国家无法满足公众对合法性的需求，从而使政治秩序失去了保持稳定性的根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合法性危机，被视为“理性危机”的典型。在危机最严重之时，西方国家争先恐后提供大量公共资金挽救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与金融机构，加重了公共财政负担，并导致此后多年公共开支紧缩的窘况。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失去对政治机构、政党和政治精英的信任，民粹主义声势日益浩大，成为反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力量。可以说，整个西方民粹主义的勃兴就根植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这种根本性结构转变，它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用“政治衰败”一词形容二战后新独立国家所经历的政治不稳定，并指出作为规则的政治制度可以确保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另一位美国学者、“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福山认为，理论上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政治进行自我改革，但当制度无法适应新环境时便会出现政治衰败——该论断似乎意味着“历史终结”的终结。

　　政治衰败最具标志性的表现是官僚体系效率与能力的下降。当今的美国政治制度被描绘为一种“法院与政党”制度，即法律和立法机制比有能力的政府更受重视。对过度制衡的偏爱导致了“否决政治”的盛行，一小部分利益集团可以否决一项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举措。

　　这些利益集团有时会通过“挟持”国会，对立法程序产生过度影响，从而向官僚机构引入自相矛盾的授权，并使司法程序陷入不确定性、冗余性及高交易成本等怪圈，最终导致政府处于一种低能低效的功能失调状态。政府功能失调会引发恶性循环，即当政府表现不佳时，会加剧民众的不信任感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导致其表现更差，更加不受信任。

　　三、内失外争

　　西方世界普遍蔓延与不断深化的政治失信，不仅在欧美地区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负外部性更导致全球政治朝着冲突与对抗的方向演化。

　　首先，加剧了西方世界内部的不安全感与缺失感。

　　西方社会频发的政治失信事件不仅凸显了欧美国家的功能性与制度性障碍，更加剧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不安全感，其首要标志是作为西方体系根基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异化。

　　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是出于理想信念还是现实扩张的需要，西方推崇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然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西方越来越将自己视为一个由种族、文化或宗教准则划定的“封闭式”群体，并深感自身正受到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局外人”的威胁。这为其“合法自卫”找到借口，并促使其试图通过修边境墙、拒绝难民、反对政治正确等一些列颠覆传统价值的行为增加自身安全感。

　　西方内部的不安全感继而引发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自我缺失感。在2020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会国对西方在世界事务中关联性和影响力的大幅度下降进行了深刻反思，集中表现为安全会议报告对“西方缺失”概念的提出与阐述。这种缺失感体现了西方国家在深刻变革的世界面前所深深怀有的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不安全感、渺茫感与无力感，迫使西方政治精英寻找“新的方向”以重拾政治信心与合法性。

　　其次，强化了大国间意识形态之争。

　　为转嫁由政治失信引发的不安全感与缺失感，西方政治精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替罪羊”。他们极力宣称，由于全球力量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发展以及俄罗斯的复兴，西方制度与价值受到侵蚀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对西方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巨大挑战。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大力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价值观同盟，一是刻意回避导致西方政治失信危机的根本成因，二是旨在重建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将打造价值观同盟与经济技术竞争相结合，多次在外交场合将国际经济产业划分为民主和威权两种模式，通过“妖魔化”手段，将中国塑造为西方价值的对立面。

　　拜登持续以“压制人权”为由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并伺机将打压扩展到其他产业领域，包括以所谓“强迫劳动、侵犯人权”为由抵制新疆棉产业并单边制裁中国相关个人与实体，打压中国纺织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施加“价值观外交+经济排斥”的组合拳策略。美国试图通过占据价值高地遮蔽中国相对于其在经济、抗疫、科技等领域取得的优势性进展，以期缓解西方世界面临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