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演进也由此进入数字时代。与以往的技术创新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不仅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渗透，还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数字技术日益广泛应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也随之面临新的变革，并催生了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数字技术与国际政治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层次来看，数字技术体系涉及面非常广，涵盖数字资源、数字设备、数字传输、数字信息、数字智能等诸多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领域的技术探索一直在推进，相关行业也一直在快速发展。近年来，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并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主力。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和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分别评选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和“全球十大新兴技术”榜单来看，信息和数字领域的技术突破相对其他领域占比更多。在2018-2022年发布的这两份榜单中，与数字和信息领域直接相关的技术占四成，涉及数字和信息领域的技术占六成。这些新技术的突破与运用，正在加速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在国际政治层面，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国家主权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与内涵。一方面，数字主权既给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带来了挑战，也大大拓展了国家主权的内涵。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数据已成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新要素，以数据要素所有权为基础的数字主权将国家主权拓展到网络空间。但是，相对领土范围内的土地、人员、资金等传统要素，数据的跨境流动更为便捷。根据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报告估计，2017年的跨境数据量是2007年的20倍，2022年的数据量是2017年的4倍。同时，数据的所有权的界定也更为困难，因而对数字主权的界定和维护也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数字安全既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认知。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已走向国际安全博弈的前台，无人机攻击也日益替代传统军事武器被广泛运用到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中，战争的形式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总之，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国际政治博弈的环境、内容与形式，国际政治关系也在现实和虚拟空间纵横交错，呈现更加多元多维的互动。

 在国际经济层面，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全球经济及其治理体系的基础与内涵。从全球数字市场来看，近年来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规模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1年全球47个主要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5.6％；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45.0％，其中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5.8％。相比而言，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的比例更高，2021年达55.7％，比发展中国家高25.9个百分点。在全球贸易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测算，2021年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额达3.86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3％，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达63.3％。

 此外，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也在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因此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国内基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催生了数字（网络）政治的发展，国内主体的政治参与更加便捷，政治空间大幅拓展。同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与产业的加速融合，深刻地改变了国内经济结构，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利益分化也日益明显。

 二、 数字场域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实践

 在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政治经济主体的差异也更加明显。目前，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未使用互联网，并且由于网络太慢、联网不稳定、接入成本过高以及缺乏使用互联网的数字技能，有很多接入互联网的人口也不能实现“有意义的联网”。这导致全球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s）在各个层面深刻体现出来。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报告，全球数字鸿沟在不同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男性和女性之间、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使用光纤联网和3G联网的人群之间、相关技术的精通者和新手或弱势群体之间都有所体现。其中，低收入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为22％，远低于高收入国家接近91％的水平；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所占比例也只有城市地区的二分之一。这意味着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国家之间在数字空间存在巨大的权力鸿沟，并因此赋予部分群体和国家优势地位。在市场层面，数字技术日益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加速渗透，并可能因此改变各国在产业链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过去，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控制产业链高端以及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来主导全球产业链。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长期保持支配地位，但在一些中低端领域其他国家也会因其所拥有的独特作用而对发达国家形成制约。如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导致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与数字深度融合，并形成全球数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在数字技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就可能实现对包括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的直接控制。这将给未来市场结构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同时，国家政治经济主体的竞争更加激烈，并越来越聚焦于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大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通过了数字创新法案，不断推进数字技术在全产业链的应用。但是，部分国家却不惜破坏国际通行的市场原则，将数字技术的竞争政治化和安全化，以谋求在数字技术的优势地位。例如，2022年8月，拜登签署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就是从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看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与合作，旨在动用政府力量改变半导体领域的国际分工格局，严重扰乱各国企业遵循基本市场规律开展正常科技交流和经贸往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这类行为，无疑会对全球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最终波及人类福祉。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并成立了相关促进部门。例如，美国政府出台了《美国数字经济议程》，英国政府出台了《英国数字化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数字经济战略2030》；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组建了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繁荣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内容。

 此外，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影响更加广泛。从国家和市场两个维度来说，国际政治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数字技术存在显著的中心化特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在国内国际层面带来更加频繁的市场失灵、失效、失序现象，以及政府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的监管。同时，数字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超出政治和经济范畴，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安全甚至是文化等领域的溢出。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加大，这也是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

 三、数字规则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国博弈

 数字领域不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也是一个规则密集型的领域。但是，在全球层面尚未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数字规则体系。由于数字领域存在严重的规则赤字，大国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为抢夺国际数字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博弈更加激烈。

 一方面，数字规则博弈的国内路径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经济的联动性。由于全球数字规则的缺失，以及达成全球规则存在巨大困难，一些大国和大国集团越来越注重内部立法来塑造国际规则，涉及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监管与竞争、隐私保护、数字产业和数字贸易等各个方面，并且通过内部执法迫使他国接受自己制定的数字规则。近年来，美国在联邦和地方层次都加大了数字相关领域的立法步伐，并以数字安全为名加强了对电信、金融、教育、健康等领域的保护和干预；欧盟于2018年全面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后，2022年又通过包括《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的“数字服务一揽子法案”（DSP），大大增加了欧盟理事会在数字领域的管辖权。各国越来越多的数字立法导致全球数字规则越来越国内化，并且一些大国和国家集团通过内部执法将其内部规则施加给外国实体，并通过长臂管辖不断扩大其内部立法的溢出效应。数字领域的内部立法因此构成了国际数字规则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部分大国作用遏制和打压他国的工具和武器。

 另一方面，数字规则博弈的国际路径深刻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碎片化特征。无论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技术标准方面，还是数字化治理和数字经济合作的规则和机制方面，大国博弈日益彰显全球的政治分歧与经济分化，全球数字规则建构仍停留在全球小多边、区域、双边等某些特定国家的范围内。在多边层面，世界贸易组织（WTO）已启动电子商务谈判，涵盖一切通过电子手段生产、分配、营销、销售或交付的货物和服务。截至2023年2月，89个WTO成员参与这一谈判；尽管参与谈判的成员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达90％以上，但谈判成员数仅占成员总数的54％。在区域层面，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都包含数字经济与贸易条款，《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更是建立了专门针对数字经济与贸易规则。但是，针对同一议题领域，这些协定的标准与程序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存在一些矛盾。此外，美国还通过美欧贸易科技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小圈子”加强数字技术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试图主导包括数字规则在内的国际新规则。数字规则因此成为大国博弈的新领地，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四、面向未来的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研究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数字化，并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为观察和理解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关于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向，可能存在很多不确定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会影响未来的判断，但如何理解数字将是开创这一全新领域的基础。在国际数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数字”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工具和方法。在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要不断拓展和更新，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给研究带来的便利。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互动实践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过去仅凭人脑的直接思考就能得以很好的理解和解释。尤其是在量化研究上，大数据挖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长期以来面临国际问题研究的样本不足问题；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复杂问题。

 第二，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对象和领域。数字可以赋能政治与经济，并演化为数字政治和数字经济。数字还可以赋能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从而大大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形态也经历了从商品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向数据资本的演进。当今世界经济已逐步形成由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基本要素构成评价标准的新体系，并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思维和理念。数字思维是能够改变甚至颠覆认识世界的思维。一方面，数字思维体现了中心化思维和平板化思维的统一。数字化世界的特征是万物互联，控制世界的权力高度集中；同时，处于每个节点的行为体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他行为体形成制约，并使世界展现出平板化的一面。另一方面，数字思想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和破坏性思维的统一。从创造力来看，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行为体的行动效率，数字化程度高的行为体也更易于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从破坏力来看，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行为体可以发起数字制裁和攻击使其他行为体权益遭受巨大损害。这是一种负向权力，但它在数字时代更加凸显出来了。因此，以数字思维观察世界，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等基本要素及其关系的认知都会发生深刻变化。

 第四，数字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权力和利益。数字空间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新疆域，其中包含的数据要素与传统的物质化的要素不一样，与精神上的要素也不一样。它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高度联动的复杂要素。数字与传统意义上的行为体权力和利益相融合，使各行为体在一些领域的权力和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并形成共享权力和共容利益。这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

 总之，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既面临来自现实的挑战，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机遇。无论从当前还是从未来看，将数字方面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也更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