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燕世界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即合作、竞争与对抗，具有某种确定性的领域和博弈方式不在少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资源与福利。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依赖于能源资源消费量的迅猛增长。由于技术进步，到目前为止这并未引起初级产品价格的同比例升高。消费量的增长与消费对象价格的相对稳定这一局面终将因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对能源资源消费的制约条件加码而被打破，比如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在有些人看来，数十亿人开始步入中产阶级行列意味着高收入国家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因为后者或者减少消费，或者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消费。虽说两全其美不易，但改变消费模式和调整价值理念值得尝试。

　　增量与存量。经济增长与发展导致了一个未曾被充分估计到的后果：气候变化。极端天气频繁出现、生态环境恶化和物种多样性受到威胁大都可归咎于温室气体排放。在低碳减排成为全球政治正确之际，碳排放“大户”自然成为关注焦点。然而，从存量上看，自19世纪50年代工业化开始以来，美国累计排放5090亿吨碳，占人类总排放量的1/5；起步晚得多的中国共排放2840亿吨，印度为861亿吨。兼顾存量公平和增量公平直接关系到全球集体行动绩效。2021年11月各利益攸关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共识，着实令人鼓舞。

　　规锁与脱钩。处理诸如气候变化这类全球问题要求各国联手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一些大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将竞争对手纳入自己及盟国主导的国际多边体系，用武器化和政治化的非中性规则将后者锁定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低端。当规锁策略效果不佳时，它们便另起炉灶，通过与对手在科技和贸易领域全面或部分脱钩来边缘化、迟滞化对手。虽然以建立平行体系的方式打压对手的做法正在被强化，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互利共赢的潜在需求和竞争对手的成功应对将构成规锁—脱钩策略奏效与否的严格限制条件。

　　创造与毁灭。国家间博弈的基础在于实力，而实力又可以笼统地分解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毁灭文明的能力。有些国家同时拥有上述两种力量，有些则在其中一种力量上占优。在一个和平没有受到根本性或总体性威胁的世界里，拓展财富创造力量往往成为国家间竞合的主要领域。一旦和平条件受到侵蚀或崩坏，比如国家间信任赤字加大、力量对比变化提速、发动非传统战争价格低廉且可以免遭报复等，使用或威胁使用毁灭力量便会成为国家间抗争的强大且有效的工具。创造与毁灭之间极高的不对称性亦会提升毁灭力量投入的吸引力。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甚至10年前全球化的动能来自贸易投资利益，那么当今全球化的众多特征之一则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回归。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博弈由单纯的“利益政治”转向“利益政治+原则政治”，这将加大达成全球共识的难度。当然，代表人类正义的原则终将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