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不再，梦想破灭。这是威廉·曼彻斯特在其现代美国史长卷《光荣与梦想》中的结语。在这位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的笔下，这段他亲历的当代史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的危急存亡之秋奏响新政的理想之歌为始，而以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伪证者的簇拥下、为再次当选弹冠相庆为终。在这四十多年中，美国社会先是在危机和战争中找到了前进方向，进而又在漫长的冷战中迷失自我，终于伴随着越南战争的迁延日久而“尊严丧尽”，在社会撕裂和对抗中失去了曾经的朝气和精神。令人感慨的是，曼彻斯特描绘的这幅长卷虽然与当今美国相隔甚远，然后“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国仿佛又以一种微缩方式重走了一遍《光荣与梦想》中的旅途。从世贸中心废墟边的团结一致，经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万里黄沙，再到“黑人命也是命”和“桑德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直至特朗普和拜登支持者们如今的势不两立。20年前，或在现场或在远方、目睹两架被劫客机撞向双子塔的美国人，可能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他们的国家会一步一步变成现在的样子：一面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在打一场全社会的准内战，一面又试图从侮辱和损害另一个大国中寻求支持和团结。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曼彻斯特在尼克松们的身上都没有见过的更糟糕的结局，这也是一个比以往更加危险的十字路口。

　　一、从“团结则存”到“四分五裂”

　　在九一一事件中真正失去亲朋挚爱的美国人并不多。对于那些“没有失去”的大多数，对美国本土的这次残酷袭击更像是一出正剧的开幕：虽然有愤怒、有悲伤，但更多是一种一部熟悉的美利坚史诗即将拉开的使命感。其是第二次珍珠港，其将把美国从冷战结束之后的“庸常”中重新唤醒，其将把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日渐离散的美国人民重新团结在一起。即使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九一一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国会大楼前合唱“上帝保佑美国”，是第二天小布什“反恐战争绝不会以此告终”的演讲，是所有人都在家里和汽车中挥舞美国国旗。正如日后将要担任奥巴马政府副国家安全助理的本·罗兹所回忆的，这位当时不过24岁的这位年轻人在目睹了九一一袭击后，如蒙上帝亲炙，顿时感受到被从克林顿时代的“琐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宏大使命感。在2001年9月下旬的美国，似乎正齐声念着“团结则存”的建国箴言，朝着完成复仇和新的历史使命一往无前。

　　不幸的是，不论美国人抱有何种期待，九一一事件毕竟不是珍珠港，历史的剧目也不会机械般地单独为某一个国家重复上演。美国社会之所以极度期盼外部威胁带来内部团结，正是因为后者早已在由里根于80年代开启、克林顿于90年代“发扬光大”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中日渐坍圮。美国不再走进而是远离新政国家，财富分配中的失利者们逐日增多而告诉无门。阶级和种族矛盾的积蓄使得美国社会潜意识中“欢呼”九一一事件的到来。然而，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赝造的危机”并不能弥合真实的裂痕。很快，虚假的团结随着全球反恐战争的推进很快烟消云散。不论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耗费的无量金钱，还是两国民众所承受的战乱折磨，都没有换来美国自身的“治愈”和民主政治的更新。在危机中，美国政府借机扩张了权力，但没有也不可能将这种“战争和监控”的权力用于弥合经济分化，而只能拿来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间的猜忌和恐惧。美国社会内对“他者”的迁怒滋生蔓延于所谓全球反恐之中。

　　早在10周年纪念之际，美国社会的看法就已经逐渐泾渭分明。主流媒体和保守派仍然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袭击当时和之后两场战争中美国人的牺牲和荣誉，奏响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高歌；但在不少自由派的眼中，九一一事件的悲剧性不在于袭击本身，而是美国以反恐之名而对其他国家施加的暴行。两派力量、两种纪念，只隔着纽约城中的数个街区，却有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在罗兹看来，不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没有九一一事件，他们都当不上总统。前者在2007年的当选是彼时“反思”占了上风，后者则是因为2015年时“迁怒”居于上风，贯穿其中的是普通美国民众的经济条件在“没有尽头的战争中”的持续恶化。到了2019年底的总统大选，两股力量终于由此起彼伏变为分庭抗礼，政治对抗由选举延伸到了冲击国会更改结果和弹劾总统支持暴乱。其间，应对疫情这种“非政治事务”也要臣服于党争，就连疫情是否真实存在、疫苗接种是否是联邦政府的阴谋都要争论上一番。

　　邪恶的土壤之上开不出正义之花，操纵虚假的威胁也带不来发自心底的团结。九一一事件20年来，美国社会所期盼的团结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模糊了本应予以解决的问题、本应予以克服的障碍，最终适得其反，换来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美国社会可谓求索而不得。

　　二、从“全球反恐”到“大国竞争”

　　“全球反恐”是九一一之后小布什政府亲手塑造的偶像。“他们为什么恨我们？那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这一直截了当的自问自答将实现复仇、促进民主和保障本土安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完美”，历届美国政府又都很难摆脱这一偶像投下的阴影。小布什政府亲手挑起了两场战争，编写了九一一时代的基本剧目：无休无止的国家重建和“反叛乱”战争。在伊拉克，高调宣布“使命完成”的志得意满很快被再度增兵的惶惶不安所代替，其代价是小布什本人赔上了之前所获得的所有政治资本，几乎以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身份黯然离场。继之的奥巴马虽然早已看出继续全球反恐战争系为“蠢事”，然在早已矗立的“反恐、民主、安全”三位一体的偶像之下，面对勃然兴起的“伊斯兰国”，其也只能勉强将这些“蠢事”划分为“正确的战争”和“错误的战争”两类，撤出后者，维持前者，同时避免在利比亚或者叙利亚犯下新的错误。饶是如此或者正因如此，“没有战略”的批评仍然贯穿于奥巴马政府的始终。

　　特朗普要比奥巴马轻松的多。作为美国社会极端保守派的代言人，这位明星总统无论选择何种战略，都能很大程度上免于来自右派的批评。对于反恐战争的最大资产阿富汗战争，特朗普早有断言，“阿富汗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重建美国要比重建阿富汗更加重要”。然而，即使是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要想摆脱全球反恐的咒语也并不容易。一面是其推动的撤军、和谈方案屡屡遭到强硬派的反对和破坏，一度因戴维营会谈临时取消而差点胎死腹中；另一面则是在同一批人的鼓励和引导之下，又开辟出了伊朗、也门等新的战场，导致波斯湾中数度剑拔弩张，甚至走到了只等特朗普本人拍板、对伊朗动武的最后时刻。最后的最后，特朗普也没能实现让驻阿美军全部回家的竞选承诺，他的反对者们则将希望寄托在了拜登团队的建制派们能够“拨乱反正”之上。好在，这位被同事、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回忆录中称为“在过去四十年的所有重大外政策和国家安全议题上都犯了错误”的前副总统，领导的是一个在特朗普主义狂飙后更加左翼和激进的民主党，他的选择不再是奥巴马式的“谨慎平衡”，而是大胆翻开新的一页。

　　至此，由九一一事件拉开大幕、小布什政府奠定基础的全球反恐时代终于行将落幕。在这一时代中，对他者的恐惧和被袭击的担忧萦绕着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发展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正如有评论家所言，九一一事件后，平均每年在美国本土死于恐怖袭击的不过6人，与此同时却有335人淹死在自家的浴缸之中，然而民众却总是将防止前者作为政府和国会头等重要的议题。在这种气氛中，就连全球反恐的终结方式也颇具悲剧性：推动其终结的并非是美国社会重新恢复了安全与平和，而是找到了新的、更加严重的恐惧来源，也就是中国。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他们在试图从全球反恐的泥沼中抽身时，无不试图强调反恐模糊了真正的战略重点、浪费了宝贵的战略资源。其结论不言自明，那就是让我们结束反恐，专心遏制中国。目睹及此，不禁令人感叹，如此终幕，新剧又有何益？

　　三、十字路口的抉择

　　在过去20年中，当今的白宫主人拜登或许是美国决策圈中在全球反恐上犯错最少的人，他自2005年起就公开承认后悔当初在参议院投票赞成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一以贯之地在政府内外将“退出”作为自身的“政策招牌”。无论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形势，拜登正与民主党的左翼密切合作，推动着一系列“重建美国民主”的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法案。以此而言，拜登政府正在试图寻找从内部弥合分歧、治愈美国的方式。但不幸的是，这一任政府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九一一时代的负面遗产，亦即用对他者的恐惧来粘合趋于离析的美国社会。拜登团队不仅不敢在中美关系的很多关键议题上让步，甚至不无机会主义色彩地利用“中国威胁”来推动基建法案之类的重要国内立法，诚可谓“恶恶而不能退”。对此，就连撰文批评“华盛顿危险对华共识”的左翼旗帜桑德斯也不能完全“免俗”。他在力主中美应回避零和博弈、呼吁美国集中应对自身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附和了要应对中国竞争、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调门。然而无论如何，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拜登和桑德斯们总归是比特朗普们更好的选择。在决定双边关系和全球大势的十字路口，中国仍然有耐心和余裕面对美国的踌躇徘徊，有能力和决心应对美国的以邻为壑，直至其找到真正有益的国家前进之路。